以普贤行胜解力  为诸群生利安乐

　　——记当代高僧应慈法师

　　   应慈法师（1873～1965年），当代高僧，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传人，佛教教育家。
　　应慈法师俗姓余，名铎，号振卿，1873年3月3日（农历二月初五）出生于江苏东台安丰古镇的一殷富盐商家中，兄弟4人，法师年龄最小。父亲在他幼年时就病故了，母亲笃信佛教。

      幼年的应慈法师，天资聪颖好学，在母亲每天念诵《金刚经》《弥陀经》《大悲咒》等经典时，他听到就心生喜欢，并且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他聪明好学，读书上进，就希望他走上仕途之路。他也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十几岁时就考中秀才。但因父亲早年去世，16岁时便奉母亲之命弃学经商并打理家中事务。后来，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便为他婚娶，谁知婚后不久，妻子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因此，他深刻感受到世俗人生的虚幻无常，遂产生了出家修行的想法。于是，他放下手中的生意，遍访佛教名山寻求解脱之道。
　　1898年，他辞家去朝礼普陀山，在途中恰好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相谈契合，更坚定了他出家的意志。于是，他即请求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禅师看他心意已定，遂同意为他剃度，命名显亲，字应慈。并随明性禅师到南京三圣庵修学。
　　出家后，应慈法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过着布衣粗食，担粪荷锄，辛苦耕作的生活，同时由于他幼年饱读儒书，在修学方面进步很快，短时间内就研习了《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伽经》等佛教大乘经典，并由此发心参究禅宗的明心见性之学。
　　1900年，应慈法师奉明性禅师之命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和尚受具足戒。从此到处参学，遍访名山大川，拜谒尊宿，参究禅宗明心见性之学。    

      1901年春，赴镇江金山寺从大定老和尚学禅，1902年至扬州高旻寺随月朗老和尚参究，获益颇丰。
　　1903年秋，他又奉师父之命到常州的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于数年之中，受益很深，颇有领悟，得到冶开禅师的器重，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法脉第42世。其后，又随师兄月霞法师参研《华严经》奥义12年。
　　从1907年起以后的十多年间，应慈法师随侍师兄月霞法师办学，敬事如师，始终不懈，而且为襄助月霞法师振兴佛教教育作出很大贡献。
　　1909年，江苏省僧伽教育会聘请月霞、谛闲二法师在南京三藏殿主持开办“僧师范学堂”，应慈法师便随师兄月霞法师到南京在僧师范学堂协助教务。
　　1911年夏，应慈法师随月霞法师应上海佛教众居士的邀请创办华严大学，弘扬佛法，校址就设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内。1912年9月，华严大学预科正式开学，月霞法师亲自讲授华严教义，应慈法师协理教务。1914年预科毕业，正式成立华严大学正科。正当学校逐步走上正规时，一股暗流冲破校园的宁静，开学仅2个多月，就遭到异教徒的破坏，华严大学遭到面临夭折的可能。
　　当时，冶开老和尚闻讯后，积极与上海热心办学弘扬华严的居士和杭州海潮寺应乾法师共同协商，决定将华严大学迁往海潮寺续办。1914年冬，应慈随月霞法师带领学僧60余人到杭州，在海潮寺华严大学教授经论，直到学僧全部毕业。尽管海潮寺华严大学只办了一期，但培养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僧，造就了一批日后中兴佛教的人才，如常惺、持松、戒尘、慈舟、智光、了尘、妙阔、惠宗等后来都分灯四方，弘法传教，先后在全国办起各种各样的法界学院，推动了僧人办学在全国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1917年，应慈法师又奉冶开老和尚之命来到常熟虞山兴福寺辅佐月霞法师筹办华严学堂。同年11月，月霞法师圆寂，临终时谆谆嘱咐应慈法师“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从此，兴福寺和法界学院的责任就由应慈法师一肩挑了起来。1919年，应慈法师推荐持松法师继任兴福寺的住持和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自己则退任监院，专心致力于规划恢复兴福寺旧貌和弘传华严的教学工作。不久冶开老和尚圆寂，临终前拉着应慈的手，久久不放，眼中露出渴望的目光，听到应慈法师说“祖庭之事，担荷不辞！”冶开老和尚才含笑而终。
　　1922年，应慈法师赴杭州西湖菩提寺闭关潜修，专究华严贤首宗之旨。1924年11月，常州清凉寺静波老和尚想创办一所“清凉学院”造就僧才，亲自到杭州菩提寺叩关，请应慈法师出关主持其事。应慈法师乃提出两个条件：一、学僧不参加经忏佛事，以讲经授课为主；二、学僧日必三时坐香，不上早晚殿，而以发普贤十愿代替。静波和尚均予接受，应慈乃出关到常州主讲于“清凉学院”。1925年，应慈法师到常州开办清凉学院预科班。1926年，清凉学院正式成立，规定预科二年，正科三年。当时入学学僧有32人，食宿一切均由学院供给，学僧不参加经仟佛事，不上早晚殿，每年入冬结七，实施丛林教育制度，奠定了禅教的基础，僧俗各界极为称扬。
　　尽管当时时局多变，海内兵氛鼎沸，风鹤频惊，而法师仍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经说法，阐扬大乘，以增加人们在这内外交困的世间活下来的勇气和信心，来直面人生。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江浙一带发生战事。1928年，清凉学院迁到上海的清凉寺下院，应慈法师此时开讲《华严经》，后来学院因故再迁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而应慈法师不畏艰难，始终如一，在三迁之中将《大华严经》讲完。
　　清凉学院结束后的数年之中，他往返于上海、无锡、苏州、常熟、宁波、福州等地讲经弘法，并数次朝礼五台山。

      1939年，上海佛教界名流居士蒋维乔、李圆净、黄妙悟等，发起组织“华严大疏钞遍印会”，推举应慈法师为理事长，主编清凉国师的《华严大疏演义钞》，以二十余种版本互相校勘，历时六年方才圆满，使《华严经疏钞》恢复了清凉观原来面貌。于此同时，他在上海设立了一所“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培育弘扬华严教理的僧才。
　　1943年，应慈法师应上海南市沉香阁慈云禅寺住持苇乘法师之请，卓锡印月禅室，息影潜修，同时开讲《华严法界观门》。从此，沉香阁成为他在上海弘扬华严宗的道场。他除了在上海沉香阁、静安古寺、玉佛寺、圆明讲堂等著名寺院讲经外，还多次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讲经弘法。
　　1949年，应慈法师在南京设立一所“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开讲80卷《华严经》全部，培育弘扬华严教理的僧才。真禅法师和明如法师等都是该院的学僧。
　　应慈法师一生弘宗演教，讲学不辍，前后50多年，讲经60多次，可以说，在他50多年弘法活动期间，约有一半时间是在讲演佛经中度过的，他所讲的60多次经论中，绝大多数是《华严经》或华严经疏、钞。其中，主要有《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华严悬谈》《华严纂要》《华严经探玄记》《普贤行愿品》《三圣圆融观》《华严经贤首品》和《华严十波罗蜜义》等。1957年，他以85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
　　应慈法师的佛学思想功底深厚。在教学中，他把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他倡导社会和谐，主张教派和融，教导僧众学者破除迷信，坦白光明，正心诚意做人，离念除妄，觉己觉人。他一生中“年无一日不参禅”，强调以参禅为己躬身大事，这是在振兴现代佛教的大趋势下作出的一种新的选择，给未来的禅学发展重新作了定位。应慈法师的禅教双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冶开禅师以教印心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应慈法师对于佛法的弘扬，除了讲经说法外，还致力于刊印经籍，传佛心印。法师先是襄助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所刊印经书的卷数，几乎与金陵刻经处相等，还为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如《华严经疏钞》《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会本》《法界观门》《贤道探玄记》《地藏三经》《清凉行愿品疏》，以及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等。　
　　应慈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并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法师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诚”与“正”来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听信别人的传言，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当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兀而来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来，他看清了来者是谁后，弯腰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法师平时待人随和，但严守佛礼，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风骨嶙峋。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一言不发、默默站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吃饭时讲家常话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再也不讲家常话了。　
　　应慈法师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学，所以对此有较深的根基。出家后在讲经说法之时，常融儒入佛，要求学佛人先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才能学好佛。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与根本，于迷情无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觉的自由、解脱的人生。他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佛法主张的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主张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觉己觉人。这才是学佛之道。
　　应慈法师还是我国当代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在抗战期间，应慈法师四处奔走，呼吁抗日，高风亮节，为世人所赞颂。他说：“国家安宁，人民安康之时，出家人自应隐山清修，一旦国家有难，国人应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应全力以赴，走向救国救民的行列中。”
　　在解放前夕，当时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侣、朋友，纷纷前来劝说他离开大陆，有的甚至在海外为他安排了条件优越的寺宇，但他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大陆不走。建国后，应慈法师深刻领会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美援朝时，他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侣分会，无偿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临终时，他仍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应慈法师德高望重深受各界倚重。1954年8月，他当选上海第一届人代会代表，以后各届连任直至圆寂。1954年12月，他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的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65年8月31日，应慈法师病逝于上海慈云寺，世寿93岁，入常熟虞山兴福寺灵塔。1998年，上海市沉香阁重建了“应慈法师纪念堂”。

      1995年11月13日，为纪念应慈法师圆寂30周年，上海市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事务研究室等单位，在上海市沉香阁联合举办了“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当时，来自台湾、北京、四川、陕西、安徽等地的佛教学者、诸山长老、大德居士、上海佛学院师生150余人出席会议，高度评价了应慈法师光辉的一生。

      应慈法师一生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倾尽其力服务社会，将爱国之心融于佛法，以无私精神奉献祖国、利益众生，爱国爱教的硕德高行，高风亮节，是佛教界永远的光辉典范，功德永铭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