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缘中华佛教网-常惺法师

常惺法师

更新时间： 2011-5-20 点击数：

昌明佛法毕生愿 大乘慈悲耀禅门

——记近代高僧常惺法师

常惺法师，俗家姓朱，江苏省如皋县人。法名寂祥，字常惺，嗣法于泰县光孝寺安培和尚，法脉名优祥，自署雉水沙门。常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幼年丧父，赖母贤淑，抚育成人。母氏且亲为课读，而常惺聪明过人，勤读不懈。性格沉静，常学出家人礼佛模样。1907年常惺依福成寺自诚和尚出家，并进入如皋师范学校学习。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常惺17岁时，于如皋省立师范学校毕业。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创设华严大学，常惺负笈上海，考入华严大学就读。1916年，常惺习禅定于常州天宁寺，究明心宗。

1917年夏，常惺法师闻知宁波四明山观宗讲寺，有“观宗研究社”之设，乃往四明山观宗寺依止谛闲法师，学习天台教观。1919年，谛闲法师改观宗研究社为观宗学社，除了原来研究社的学僧外，并对外招生，惺师入学就读。学社分正预两科，各二十人，常惺被选入正科，与仁山、显荫、宝静等为同学。是年，他华严大学的同学持松法师，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创办了“法界学院”，聘请他前去任教。于是常惺应聘到兴福寺，在法界学院主持教务。在学院两年，授课之余，他深入经藏，贯彻性相之学，而融归于贤首，成为一家之宗范。自此他慨然以昌明佛法为己任，初讲经于常熟虞山兴福寺。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安庆迎江寺住持竺庵长老，得到护法居士安徽省财政厅长马冀平之支持，在迎江寺开办“安徽僧学校”，竺庵长老聘请常惺法师为校长。惺师到校，请得度厄、蕙庭、觉三诸师任教。是年惺师讲《圆觉经》，成《圆觉经讲义》一书。以后两年，他在校中讲授过《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成唯识论》等大乘论典。当时在校的学生，有后来担任金山寺住持的太沧,在台北创立华严莲社的南亭，到菲律宾弘化的瑞今等诸位法师。

安徽僧学校办了两年，到民国十三年春间，迎江寺因经费困难，有行将停办之危，使在校学生惶惶不安。是时，有两位来自厦门的学生，一名瑞今,一名广箴。二人以为厦门南普陀寺环境幽美，经济充裕，如能请常惺法师到厦门办学，现在校内的同学就不至于中途辍学了。于是，二人先商得常惺法师的同意，由广箴返回厦门，向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报告经过。会泉法师是一位热心僧伽教育的大德，他听了广箴的报告十分欢喜，写了亲笔信要广箴、瑞今面呈常惺法师，请常惺法师先到厦门看看，了解情况。由于瑞今、广箴二师居中联络，乃有翌年闽南佛学院的诞生。而迎江寺的安徽僧学校，据《南亭和尚自传》所述，由三年改为两年提前毕业，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夏天举行了毕业典礼，师生都离开了学校。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夏天，常惺法师离开迎江寺，到江苏省泰县光孝寺,由住持培安和尚为他传法授记，他成为培安的法子。是年7月，太虚法师在庐山风林寺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议。与会者有各省代表了尘、性修、竺庵、李政纲、王肃方等，常惺亦以江苏代表的身份与会，日本来了几位佛教学者、英、德等国亦有佛教徒参加。在为时三日的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会议结束，常惺请太虚法师到泰县讲经。太虚法师于光孝寺讲《维摩诘经》，使泰县缟绅名流一改其对佛教的观感，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太虚大师于厦门南普陀寺创办囤雨佛学院。闽院规模宏大，与太虚大师先数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可以相媲美，在当时是国内的两大佛教学府。囤雨佛学院由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蕙庭法师为主讲。在七、八十名学生中，有许多是迎江佛学院转过来的。常惺法师在闽院两年余，先后为学生讲过《摄大乘论》、《辩中边论》、《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课程。惺师任教闽院两年，旋辞教职，应邀赴云南讲经。他在昆明成立了一个“云南四众念佛会”。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他在会中讲《佛学概论》，成《佛学概论》一书。是时，滇省边界不靖，中、法两国于边境发生战争。惺师曾以念佛会的僧俗善信组成救护队，随军在战地救护伤患，颇著绩效。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常惺法师在云南弘法告一段落，乃取道厦门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名流居士赵炎午、陈元白、李隐尘、董和甫等，请甫由日本高野山学东密归来的持松法师，假上海觉园开坛传授真言仪轨。惺师先前本有赴西藏学密之意，因故未能成行，至此即预列坛场，依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受密教灌顶，为时半年。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杭州昭庆寺设立“僧师范讲习所”，请常惺法师主持教务，为僧教培养师资人才。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将军、杨明尘居士等，与北京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共议发起创办“柏林教理院”，聘请常惺法师任院长。柏林寺位于北京东城新坊桥，是北京名刹。以常惺法师在僧教育界的德望，各地僧青年趋之若鹜，就学者颇多。是年，太虚法师自欧美弘化归来，5月抵北京，驻锡柏林寺，与台源、常惺讨论，在柏林寺设立“世界佛学苑”，请惺师担任世界佛学苑的筹备委员。太虚法师并命时在武昌的法舫、尘空等，将设在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都迁到北京柏林寺。并将柏林教理院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将锡兰留学团改为华英文系，于是柏林寺乃成为太虚、常惺二师合作推动世界佛教的中心。常惺法师在北京一年余，除了在教理院讲学外，常应请到各大学演讲。期间讲《大乘起信论》，成《讲要》一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9月，日寇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华北情势紧张，经济萧条，教理院经费受到影响，不得已宣告停办。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泰县光孝寺住持培安和尚，因与地方缟绅居士诉讼而离寺，江苏省佛教会开会，选出常惺法师继任住持。晋山之后，他找到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南亭任副寺，料理常住租谷的收支。光孝寺本来寺产颇丰，但常惺法师接主之初，光孝寺却负债数万元。当年苏北大水灾，光孝寺要协助地方政府办理赈灾，设置难民收容所，赖常惺法师与南亭法师惨淡经营，撑了过去。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雨水调匀，春秋两季皆是大丰收，光孝寺收了四、五千石的麦子和稻子，经济情况也就逐渐好转了。常惺法师入主光孝寺之初，在寺中创设了“光孝佛学研究社”，请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了一法师为主讲，对外招收学僧。在此期间，他又受请兼任了北京万寿寺的住持。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春，常惺法师为纪念他的法祖谷鸣老和尚，在光孝寺传戒，3月1日开堂，新戒子一百数十人，受五戒的善信也有数十人。戒坛三师，说戒、羯摩、教授，请的是镇江超岸寺的守培老和尚、金山寺的仁山老和尚和天宁寺的让之老和尚。开堂师是宝华山的监院密澄和尚。传戒首日，数千人参加观礼，顿使光孝寺有一番复兴气象。戒期圆满，常惺法师为他看重的三个弟子传法授记，这三个人是出身于安徽僧学校的南亭，出身于南京法相大学的苇宗，和读过竹林寺佛学院的脱烦。传法典礼过后，常惺法师受厦门南普陀寺两序大众推举，出任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期间，常惺法师在闽南佛学院讲因明学，成《因明入正理要解》一书。

常惺法师到闽院之初，曾请时在闽南的弘一法师到闽院，请弘公法师提供整顿佛学院的意见，弘公以因缘不具婉谢。惟鉴于沙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建议在这一方面有所弥补。后来，常惺法师于南普陀寺创办了“养正教养院”，以早年在安徽僧学校受学的瑞今法师为教务主任，使他尽力于沙弥教育。是年夏天，常惺法师命苇宗在闽院讲《成唯识论》，苇宗出身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精于唯识，授课很受学生欢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常惺法师又请得时在普陀山慧济寺阅藏的印顺法师到闽院任教，讲授《三论玄义》。这也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

1936年春，常惺法师三年住持届满。因辛劳致疾，他辞去南普陀寺住持及佛学院长的职位，养肺病于上海。秋天回到泰县，应泰县佛教居士林之请，讲了一部《维摩诘经》，与泰县缁素结缘。这时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是圆瑛法师，会址设于上海觉园，会中推请常惺法师出任中佛会秘书长。多年以来，中国佛教会有太虚法师与圆瑛法师两派，太虚派主张革新，圆瑛派主张保守，加以沪上一些名流居士从中播弄是非，两派势如水火。常惺法师性情温和，无领袖欲，与新旧两派皆有交谊，他希望调和两派，促进佛教团结。他奔走于两派之间，舌敝唇焦，辛劳备至，致使旧有肺疾复发，医疗无效，而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元月十四日圆寂，得寿仅44岁。

常惺法师著作颇多，以《佛学概论》一书最为佛教界所重视。其著作后都收于《常惺法师集》中。常惺法师思想新颖，学通性相，融会空有，而不滞于宗脉观念。因而主张平等研习各宗学理，以实现大乘救世的精神。常惺法师一生殷勤教阐，孜孜讫讫，倾尽全力弘扬佛法。其一生的所行所作，无处不是“舍命为佛事”精神的具体表现与彻底实践。而这一切无非出自于，为了利益众生的一片悲悯之心。常惺法师是佛教界永远的光辉典范，功德永铭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