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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峰法师
更新时间: 2011-6-2 点击数:

松华授业大德依止  坦荡如砥家本怀

——记芝峰法师

        释芝峰,字象贤,浙江温州人,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出生,芝峰法师天资颖悟,卓然不群,因家境贫困,只读了数年私塾。

        1915年,14岁的芝峰法师在他的家乡温州护国寺剃度出家。芝峰在寺中撞钟击鼓,诵经礼佛。过了两、三年(大约在公元1917年),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六十寿辰,弟子们给老法师祝寿,要求谛闲老法师传一堂戒。芝峰以到观宗寺受戒的关系,就留在了观宗寺的“观宗研究社”学习。

        观宗研究社是“观宗学社”的前身,初成立时规模较小。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谛闲法师应北京名流居士之请,到北京讲《圆觉经》。南返之际,护法居士叶恭绰、蒯若木等,赠送他一笔丰厚的程仪,谛闲法师以此款把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使之成为了一个颇负盛名的僧教育机构。常惺、仁山、倓虚、戒尘、显荫、宝静、芝峰等,都是这段时间在观宗学社受教的学僧。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芝峰法师20岁。此时,他在观宗学社已受学三年,他离开观宗寺,回到温州。芝峰到温州头陀寺,初充侍者,后来升为衣钵、知客。在此期间,芝峰法师重新复习在观宗寺所学的五时八教之学,并涉猎孔孟老庄等基本典籍,使他的学力颇有进益,兴起出外参学之志。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汉口佛学会开办佛学讲习所,兼收出家学僧和社会青年,芝峰到汉口报名入所学习。毕业后,芝峰于八月转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

        芝峰法师天资颖悟,学习努力,其佛学、诗文、辩才,在太虚大师门下极为杰出,深得太虚大师器重。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夏,芝峰随侍大师到江西庐山,参加7月13日至15日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英、德、芬、法各国均有代表参加,日本与会者有木村泰贤、佐伯定胤,中国除太虚大师外,另有常惺、了尘、性修、竺庵,及佛学家李证刚等。会中,太虚大师、常惺、木村泰贤、黄季刚、李证刚等均有演讲,使初出校门的芝峰增长不少见闻。

        是时,常惺法师任泰县光孝寺住持,因为光孝寺寺产过丰,地方士绅学界常与为难,因此,常惺法师发起地方人士礼请太虚大师莅寺讲经,以调和地方关系。于是在庐山开会之后,芝峰又随侍太虚大师到了泰县。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7月25日,太虚大师于泰县光孝寺开讲《维摩诘经》,8月18日,讲经圆满。这次大师讲经,芝峰担任记录。由于他思想敏捷,文笔流畅,太虚大师甚为满意。此后,太虚大师的许多重要学术讲稿,都由芝峰记录整理发表。

        是年秋天,芝峰法师回到温州,在普觉寺继续研究天台宗义,兼读法相宗经论,也常到图书馆阅读新知识的书籍。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秋,芝峰法师回到他剃度出家的护国寺讲经,后来在寺中办“山家讲舍”,招收三十多名青年学僧,授以一般的佛学课程和国文,为地方培育初级僧才。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春,太虚大师应福建厦门南普陀寺之请,出任普陀寺住持,兼任该寺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所创办的闽南佛学院院长。太虚大师将院务委由蕙庭法师代理,以会觉、满智为闽南佛学院教师。是年夏天,闽南佛学院闹学潮,院务停顿。蕙庭法师解决不了,于是与学生代表传戒(新中国成立后的佛教领导人物巨赞),一同到杭州向太虚大师请示。太虚大师乃函召芝峰法师赴厦门,整顿闽南佛学院,后来大醒法师也奉太虚大师之命到了佛学院,由大醒法师任佛学院事务主任,兼代理院长,芝峰法师任教务主任,二人同时兼任南普陀寺监院职务。闽南佛学院虽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但在芝峰、大醒到院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全国僧教育知名的学府,且蜚声于国际间。

        闽南佛学院有学生甲乙两班,学生七、八十人,来自江、浙、皖、湘、豫、鲁、滇、黔、四川、台湾各地,堪称全国最优秀的僧青年。芝峰法师在院担任主讲,他才智过人,善于说法,把繁琐的佛学理论,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深入浅出的分析出来,使学生易于接受。芝峰法师在院前后六年,先后讲过《宗派源流》、《印度佛学史》、《成唯识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杂集论》、《解深密经》等,都是以法相唯识学为主的经典。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第二期闽南佛学院毕业生毕业后,芝峰法师又在院中成立研究部,亲任指导。闽南佛学院在那段时间中,所以能驰名海内外,成为全国僧青年所向往的学府,全是芝峰法师以其渊博的学识、无碍的辩才号召所致。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第二期的虞德元(后来的因明学家虞愚)考入厦门大学就读。由于虞德元的居中联络,闽南佛学院有关文史哲学课程多请厦大教授兼任,而芝峰法师也被聘请到厦大讲授《成唯识论》。

        在厦门期间,芝峰法师与大醒法师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三月间组织了“现代僧伽社”,发行《现代僧伽》半月刊。有一段时间,芝峰法师担任该刊编辑。后来,《现代僧伽》改为《现代佛教》,仍由芝峰法师担任编辑。民国十七、八年(公元1928年、1929年)间,是佛教危难重重的年代。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庙产,驱逐僧众;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又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想以行政命令,管制佛教;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也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南京市长刘纪文又执行拆毁寺庙神象的命令。凡此种种,使有血性有抱负的僧徒如大醒、芝峰者,均以“头可断,身可毁,教不可灭”的决心,大声疾呼,并以《现代僧伽》作为护教言论的代表。

        大醒法师、芝峰法师二人护教心切,以犀利的笔锋在《现代僧伽》上发表慷慨刺激的言论。他们呼吁佛教徒一致团结,抵御外侮,也要求佛教内部进行改革,革除传统陋习,整肃腐败的僧徒。因此,一份八开版的《现代僧伽》刊物,对当时佛教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这份刊物,对抵御外侮建立了功绩,但也开罪了许多顽固保守的诸山长老和居士名流。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年底,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两届任满,他辞退住持职位,由常惺继任。负责闽南佛学院的芝峰法师和大醒法师,也以数年来烦累于无谓的纠纷不愿再留,他们便随同大师一并辞职。

        芝峰法师离开闽南佛学院,回到江南,先应请在苏州护国寺讲《维摩诘经》,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到武昌编辑《海潮音》月刊。这一段时间,《海潮音》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但仍在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是宣达太虚大师言论的刊物,不仅代表太虚大师个人的学术思想,也代表他革新佛教的主张。芝峰法师以其渊博的学识、犀利的文笔编辑海刊,可说是胜任愉快。芝峰法师自十四卷接编,在海刊中增加《佛教春秋》一栏,凡佛教大事或重要时事,芝峰法师皆以佛教立场加以分析评论,甚受读者欢迎。

        然而在《海潮音》十四卷的第七期,芝峰法师刊出了一期“密教专号”,却因此引起外界的责难。原来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前后,广东潮州王弘愿居士,将日僧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译为中文,并曾东渡日本,受雷斧授他的阿阇梨位,回国之后,王弘愿居士开设讲习会,传授密法,开坛灌顶,数年间受其灌顶者数以千计。王弘愿欲以白衣统率佛门四众,以“十不同”、“十殊胜”之说迷惑世人。《海潮音》第十三卷十二期,转载了香港某报李某致王弘愿的一封信。海刊在前面加标题曰∶“广东密教之波折”,末后加按语曰∶“王君向出家僧作师,行灌顶法,违法灭理,莫此为甚。”这一来,引起王弘愿的一位支持者赵士觐抗议,赵士觐聘请律师致函海刊,要控诉海刊毁谤。为此,芝峰法师刊出了“密教专号”,除了声明海刊的立场与编者的态度外,并刊出几篇批评密教的文章,包括姚陶馥的《护法痛言》、周圆性的《中国佛教密宗危矣》、法舫法师的《全系佛法上的密宗观》、澹云法师的《从显密问题上说到王弘愿之犯戒》等,此刊一出,引起王弘愿的反击,引发争论。

        太虚大师对于王弘愿的邪说,早年亦常撰文驳斥,但此时太虚大师却劝芝峰严守中立态度,不要作露骨的反击,以免引起各方误会。唯芝峰法师个性坦率爽直,对太虚大师容忍邪说的态度不以为然,遂萌生退志。芝峰法师把《海潮音》勉强编到十四卷九期,即辞去编务,离开武昌回浙东,《海潮音》由大醒接编。

        芝峰法师到了宁波慈溪金仙寺,与武昌佛学院第二期毕业的亦幻法师合作,成立了“白湖讲舍”,招集学僧研究佛学。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芝峰法师出任宁海延庆寺都监,除综理寺务之外,芝峰法师不时应请到各地讲经。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4月,芝峰法师应太虚大师函召,到了汉口,在正信会讲《楞伽经》。讲经圆满后,芝峰法师仍回到浙东。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抗战爆发,芝峰法师到上海,寄居于静安寺,从事著述。抗日战争期间,芝峰法师除偶回浙东外,经常寄居于上海静安寺,对佛教前途颇抱悲观态度。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于闽南佛学院毕业的东初法师,任镇江焦山定慧寺监院。定慧寺办有焦山佛学院,芝峰法师受东初法师邀请到焦山讲学。这时的芝峰法师除讲授佛学外,并著力翻译工作。芝峰法师译出了日文版的《禅学讲话》,上海《普慧大藏经》中所收的南传佛教经典,系根据日文版翻译,其中有一部分即出于芝峰法师的手笔。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太虚大师负责整理中国佛教。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太虚大师借焦山佛学院的地址设备,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集合了九省三市的优秀比丘一百二十余人,施以行政训练。太虚大师特命芝峰法师担任班主任。这时,芝峰法师对于中国佛教复兴的工作,又燃起新的希望,尽力于训练班的工作。同时,他与东初法师及一位法律顾问,草拟中国佛教会的会章和各种规章。

        无奈世事无常,为时未几,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继之国内战事恶化,整理中国佛教的工作也无疾而终,使得刚燃起复兴中国佛教新希望的芝峰法师又陷于消极绝望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久,便传出芝峰法师逝世的消息。芝峰法师世寿仅四十八岁,僧腊三十四。

        芝峰法师的著作散见于《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教》等杂志,未结集行世。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唯识三十论讲话》、《禅学讲话》等,甚受世人欢迎。芝峰法师一生为人坦荡,弘扬佛法正义,为祖国的佛教教育事业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众信永远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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