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缘中华佛教网-法舫法师

法舫法师

更新时间： 2011-6-2 点击数：

慈航普渡兴中土 教证圣道耀东南

——记法舫法师

法舫法师（公元1904年——1951年），俗姓王，河北人。幼年时法舫因避旱灾而到北京，就学于法源寺义学，后来返回井陉故乡。14岁时，法舫再度赴北京升学，却因勤奋过度，致病就医。当时与他同病房的有一个青年僧人，两人相谈甚欢，进而讨论佛学，青年僧以《海潮音杂志》相赠，法舫惊讶于出家人亦能著书立说，畅一家之言，感佩于心，自此，法舫心中种下了菩提因缘。1921年，17岁的法舫即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长老出家。后来他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

1922年，太虚大师为了革新佛教，培育人材，在武昌创办佛教学院。法舫在北京任陆军部部员王虚亭居士的介绍下，南下武昌，亲近太虚大师，成为该院第一期学僧。法舫在佛学院两年，其戒相庄严，为学精进，深为师友所推重，亦为太虚大师所赏识。

法舫法师毕业之前，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专修藏文。1924年6月，法舫于武昌佛学院毕业。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中，有大刚、超一、法尊、观空、严定及法舫等多人，他们都转学到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翌年，藏文学院改名为“留藏学法团”，专究藏密，为赴藏学法做准备。

1925年秋，大勇法师率领的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启程。团员有法尊、严定、大刚、观空等二十余人，法舫亦为团员之一。学法团由四川入西康，行到甘孜，因故不能前进。法舫因为学法之事机缘未具，于是他返回到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原设有初级部、大学部、研究部三部。后来因在“北伐”期间，佛学院为军队占用而停顿，师生星散。法舫回到武院，与大敬法师二人留在院中看守。在此期间，法舫潜心自修，专攻唯识学与俱舍学，数年之间，学力大进。

1929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于武昌佛学院旧址设“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由法舫负责筹备。1930年夏，太虚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与住持台源和尚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将武昌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迁到北京柏林寺。同时把柏林教理院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日文系，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英文系。柏林教理院仍由常惺法师任院长，法舫担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的书记，并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职兼任监学，协助常惺法师。这期间，法舫法师在教理院开讲《俱舍论》，义解精当，深受学生欢迎。声誉渐隆。

1931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人谋华日亟，致华北情势紧张，经济萧条。1932年，柏林教理院以经费无著而停办。年底，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把世界佛学苑迁回武昌，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法舫任图书馆主任。世苑图书馆原是由武昌佛学院改组而成。其中佛学院原有的图书及太虚大师的藏书全集中于此。馆中藏书凡二万四千二百余部，约十一万一千余卷，其中有日本《大正藏》、《万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及普通书籍《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万有文库》等，法舫法师以二年时间，分门别类编号整理。以后逐年增加，书籍达到十余万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从而成为了一所极具规模的图书馆。

在整理图书馆期间，法舫法师在馆中恢复了早年武昌佛学院的研究部，集中优秀的僧青年从事佛学研究。研究员多是闽南、柏林、九华等各地佛学院的毕业生，或在各地佛学院任过教师的青年法师。如谈玄、本光、苇舫、尘空、印顺、寂安、清虚、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在主持图书馆的同时，法舫法师接手编辑《海潮音》月刊，从事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想的宣传。他主编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后又两度接任主编，先主编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后来又主编二十一卷。后两次主编海刊，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编辑发行的。

1933——1937年的五年之间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极盛时期，法舫法师在这段时间，为图书馆尽了最大的心力。1937年抗战军兴，武汉成为军事要冲。翌年，法舫法师应太虚大师之召，及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之请，西上入四川，进入汉藏教理学院任职教务主任。法舫法师在汉院三年，协助法尊处理院务外，曾以两年的时间讲授《俱舍论》，将俱舍的精神要义透彻发挥，并编有《俱舍论科判》四卷。此外，法舫法师为了纠正一般人误以佛教信仰为迷信的印象，同时使寺院变成了学习佛法的道场。法舫法师提倡“寺庙就是佛学院”，要求全寺僧众都应受僧伽教育，注重道德、卫生，并提出僧格养成的步骤，以达到知行合一、行解并重的目标。法舫法师对僧伽教育的改革付出心力甚钜，由此可窥知一二。

1940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各东南亚佛教国家。太虚大师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归国之后，商得教育部同意，太虚大师派遣法舫法师以传教师的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并携达居、白慧二师赴印留学。三人于1941年出国，途经缅甸，达居法师留在缅甸学习巴利文，并在十方观音院附设的佛学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缅甸停留年余，考察当地佛教情形，他们于民国1943年2月始到达印度。

在印度期间，法舫法师入住印度国际大学，在该大学研读巴利文、梵文及英文。由于他德学兼优，被印度国际大学和锡兰大学礼聘为教授。法舫法师任教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及摩诃菩提会，宣扬中华文化，并拜访佛教及其他教界人士，为中国佛教做各种宣传活动。在中国僧伽中，此乃空前光荣之大事。由于法舫法师和雅高尚的风度，讲说深入浅出、活泼生动及多国语言的互易运用，真正把大乘佛法传遍于世，而成为驰名中外的一代佛教学者。法舫法师在国际大学进修后，又转往锡兰，挂锡智严东方学院，从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修学南传经典，如《阿毘达磨摄义论》、《清净道论》等。1946年6月，法舫法师应印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之邀，再返印度，宣讲佛学，同时，完成《阿毘达磨摄义论》的翻译工作。

1947年春，法舫法师在锡兰惊悉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虚大师的弟子和护法居士们开会讨论，认为大师圆寂，奉化雪窦寺及武昌世苑图书馆都乏人主持，咸认法舫法师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大家联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国。法舫法师认为扶持大师的事业，是弟子应担的责任，于是归国。途经马来西亚、香港，所至辄随缘教化，备受四众推崇。南洋佛教总会并且奉法舫法师为导师。

1948年5月，法舫法师抵上海。他首先到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并继大醒法师之后，出任雪窦寺住持。秋末，法舫法师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并在院内为太虚大师营建舍利塔。翌年春天，法舫法师又转往长沙讲《金刚经》，并担任湖南大沩山密印寺住持，一时盛誉，各方景仰备至。

1949年底，法舫法师抵达香港，受佛门善信之请，五启讲席，法化称盛。他所译《阿毘达磨摄义论》也在此时刊行，为我国翻译巴利文圣典的嚆始。法舫法师在东莲觉苑讲唯识学时，为启示初学，多谈中国和印度过去的佛法大势，以及现代的思潮和佛学的关系，作历史性和学术研究之间比较性的讲解，广受听者欢迎。又因为法舫法师讲解时，对于专门术语，在不违反原意下也多用现代术语说明，这是中国佛教界用现代科学思想整理讲学的第一人。此次的讲学后来被编印成《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一书行世。

1950年元月底，47岁的法舫法师离港抵新加坡。他卓锡灵峰菩提学院，应请讲《般若心经》三日，后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法舫法师在圆通寺讲《药师经》十日，之后转赴锡兰。是年5月，法舫法师在锡兰出席由锡兰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大会。法舫法师成为第一位中国佛教徒代表，这对于中国佛教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他应聘锡兰国立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教授。法舫法师以流利的英语讲授大乘教理，深受学生欢迎。暇时曾一度游化马来亚、暹罗等地，事毕仍返锡兰。

法舫法师身形高大壮健，精力充沛，法驾所至，信徒靡归。海内外佛教徒正希望他在国际宗教舞台上为现代佛教力挽狂澜之时，未料法舫法师却因用功过度，以致罹患高血压症，于1951年10月3日清晨病逝于锡兰智严东方学院，世寿四十八，僧腊三十。

法舫法师熟谙英、日、梵、巴利诸文，精研法相，著述甚丰，有《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佛学对于人生之看法》、《一个学佛者的程序》、《真理之光》、《金刚经演讲词》、《印度之文化》等著作，并译有《阿毘达磨摄义论》、《吉祥经》等。其中，《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为近代修学唯识者的重要著作。他所译的《阿毗达磨摄义论》在香港出版，深为法、英等国东方学者所称许。

法舫法师为国际弘法讲学的先驱，是献身于佛学文化教育的一代名德，更是推动现代佛教国际化的原动力，锡兰佛教徒将他比喻作一千五百年前的法显大师，诚非虚誉！